“在场”不只是记者的事

　　记者节前后，“在场”成为讨论热词之一。这说明，即便人们已习惯互联网时代在线的“键对键”，依然看重在场的“点对点”“面对面”。新闻在一个个现场发生，现场在哪里，记者就应奔赴到哪里；公共治理中的责任，也不能在需要“进场”时缺席。

　　我们从不怀疑记者对“在场”的执守。钟记平《记者永远是青年》中写道：朝鲜战场上，魏巍一字一句记下战士的谈话，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七访兰考，在老乡炕头听到焦裕禄的故事，写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九八抗洪，记者站在决口的大堤上播报；汶川地震，记者徒步进入孤岛般的映秀。一代代记者把“在场”转化为硬扎的“脚力”，看得见，也摸得着。

　　职业使命有召唤，职业道德有规范，常态化教育有要求，新闻奖 评审有标准，考核机制有导向……所有这些，让记者的“在场”更具象。正如刚刚被授予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周东感言：“好的故事，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在泥泞的湖边，在偏远的孤岛，在普通人滚烫生活里。”在场，向更多地带更广空间延伸，关键取决于“哪里有新闻”。

　　对媒体人而言，“在场”是职责所在，并不值得特别称颂。相信鲜有记者会把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拿来说道、求赞。问题是，当我们依然力挺“在场”时，是否想过，记者的有些“在场”其实并不轻松。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时代周报记者就易慕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致电该公司董事李某昕，竟得到“滚开，烦不烦啊”这样的回应。一个电话采访态度都如此恶劣，又怎能期待记者到实地采访会得到好脸相迎？拒绝回应本身，就是对记者“在场”的第一道阻挠；连电话里的基本沟通都不愿完成，实地采访的阻力可想而知。这说明，采访受阻往往并非始于现场，而是从拒绝沟通、封锁信息开始。

　　“很多人问我，在基层做舆论监督，难吗？难！很难！”江苏省如皋市融媒体中心倪楠是第十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十佳选手。她这句“难，很难”的感慨，道出舆论监督中“在场”时常遭遇的巨大阻力。试想，人家正在干一些见不得人、怕见光的事，你要去曝他们的光，谁会答应？记者要“在场”，遭致的可能就是激烈阻挠甚至人身伤害。据媒体报道，前不久，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直播海南》记者在开展正常民生采访、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遭相关人员恶意阻挠、粗暴对待。梳理过往，类似阻挠采访的事并不少见。这说明，舆论监督的“在场”若没有制度性保护，单靠记者“硬扛”，“在场”就可能变成“冒险”。

　　用心体会倪楠口中的“难”——难的不只是威胁、对抗和拒绝，这些我们是不怕的；真正难的是，在熟人社会、固有治理框架下，如何守住内心的公平正义，守住新闻人的底线。熟人说情，太多人不想你“在场”，劝你早点“离场”，有关方面又不及时“进场”，难不难？

　　说到这，有个问题必须讨论清楚：“在场”只是媒体人的事吗？显然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这些耳熟能详的金句，不都是在强调人人的“在场”吗？问题是，记者监督的好多问题看似复杂曲折，解决之道似乎简单明了，很多时候就在于职能部门愿不愿意多出来“走几步”。

　　就说媒体之前报道的“泡药杨梅”事件。在福建漳州，记者调查暗访十余家收购点，揭露一个公开的秘密：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公开的秘密”居然要靠记者揭露，职能部门去哪儿了？相关方面若早点出来“走几步”，就不至于积重难返。面对“公开的秘密”，公众不得不问：是监管“躲得快”，还是商贩“溜得快”？迟迟不“进场”，是监管缺位，还是有意回避？

　　新闻在哪里，记者就要到哪里，这是对记者的要求。问题是，有的新闻现场，记者压根进不去。因为关联方并不愿意广而告之，他们能做的就是封锁消息。若美其名曰，就是“控场”。但封锁消息不是“控场”，而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排斥。

　　与“在场”相对的，还有“怯场”“退场”等心态。看来，真要“在场”，必须下决心远离这些对立心态。不久前，笔者作为大学生评论大赛评委审阅报送作品，发现选题能抓住身边热点，问题是近在咫尺的距离，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去现场感受一番？评论若只靠二手材料，容易变成“键盘在场”。这也意味着，“在场”还要写进“素养”，成为大学生们必须上好的一课。

　　当我们感动于“你看到的每条新闻，都有人替你抵达过现场”，并期盼“在场”时时在线时，也要扪心自问：记者该在场时，记者在场了吗？职能部门该进场时，进场了吗？每个人该在场时，我在场吗？（向往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