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评中国】不断增强正确政绩观的文化自觉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习教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坚持民生为大，为群众多办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张为根本政治遵循。学习教育之所以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恰恰是在提醒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根本政治遵循永远不能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永远不能忘，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忘。

　　《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著名论断，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人们一般认为，这个论断就是在说明“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最终消除自身被剥削的根源，获得彻底解放”。但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政治遵循，却是别有洞天。“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重点强调的不仅仅是时间先后，更多地应该是逻辑先后。换句话说，只要是有劳动人民还在遭受剥削和压迫，哪怕是还有一个人在受苦受难，无产者的内心就不得安宁。所谓“最后解放自己”，并不是字面意义上“摆脱了外部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在强调“自身内心不安、纠结和挣扎”成为无产者得不到解放的枷锁。

　　从孟子“舍生而取义者也”的操守，到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再到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政绩观，无不凸显着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精神底座，无疑源自《礼记.礼运》或《桃花源记》所推崇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源自“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朴素社会伦理。这些所反映的，恰恰是作为古代社会精英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关于理想社会的早期猜想。这也是食利阶层突破“亲其亲、子其子”的血缘束缚，而趋向公共生活、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标高的巨大进步。到了崇尚“爱无差等”“身体力行”的平民阶层代表墨翟这里，其“利他”思想不仅突破了血统论，更是打破了阶层甚至阶级的差别，墨家子弟可以为了帮助陌生人，特别是解救社会底层受苦的劳动人民，而牺牲自身幸福生活，乃至身家性命。这些恰恰为中国共产党人“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以及正确政绩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养料。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并高度赞誉古希腊神话英雄普罗米修斯，将其视为“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象征”。普罗米修斯甘愿承受酷刑也不屈服的“盗火者”形象，深深契合了马克思的革命情怀。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了这样的决心：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即使面临重担与牺牲。马克思曾直言“我就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成为马克思理想信念的化身，激励他毕生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即便个人和家庭颠沛流离、困苦不堪。东方流传的佛陀“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典故，不但揭示了 “众生平等”理念，更加凸显了释家所追求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圆满境界，这些无疑和作为“殉道者”形象的普罗米修斯可谓殊途同归。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在启迪有觉悟的人、求智慧的人、懂修行的人正确处理好“公与私”“得与失”“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在提醒执政者、公职人员善于从老祖宗那里寻找安身立命的智慧，必须始终摆正“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始终铭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始终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对劳动人民心存敬畏，从而不断增强正确政绩观的文化自觉。（胡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