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主播”诈骗余万：“卖惨“直播当休矣！

　　近日，历史主播刘某自称出身高知家庭、名下有十几套上海房产，后以生病买药、给员工发工资等名义不断向粉丝借钱，金额达到余万。而在母亲出殡当天，刘某竟还在家里开直播。这一行为的反差极大地冲击了公众的道德感知。据澎湃新闻记者报道，经院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刘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刘某这起诈骗案，是经典的通过“卖惨”引发观众信任的直播乱象，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问题症结，这些花式名目极有可能改头换面重出江湖，直播“卖惨“乱象也很难得到根治。此案不仅仅揭示了个别主播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非法获利的问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信任机制的脆弱性。社会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曾经提出过“信任危机”的概念，指出现代社会中个体在面对复杂社会结构时，常常感到信任的匮乏。刘某案例正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表现。在虚拟空间中，信息的真伪难以分辨，个体的身份可以轻易构造，所有这些都为不法行为提供了温床。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个体能够通过构建在线身份来获得他人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往往建立在非常脆弱和表面的基础上。直播平台的互动性虽然可以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但同时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现实中，行业的生态与体制问题重重。首先，主播身份的审核机制存在漏洞，许多主播可以轻易伪造个人背景以博取观众信任。其次，平台对于内容的监管往往滞后，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法行为。此外，直播平台在追求流量和利润的过程中，可能忽视对主播行为的规范管理，导致一些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得以滋生。再者，观众群体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普遍较低，容易被虚假信息和情感煽动所蒙蔽。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也对社会公信力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因此，治理网络“卖惨”直播乱象，不能仅靠舆论监督来推一下动一下，对直播领域的改革也不能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从技术层面看，直播平台应当加强对主播背景的审核和监管，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而从观众的角度，也应提高警觉，对网络中的信息进行甄别，不应盲目信任任何未经验证的信息。此外，这起事件也提醒监管机构和法律部门，需要对直播等新兴领域的监管框架进行持续的更新和完善，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需求。

　　法律的严厉判决是对刘某个人行为的惩罚，也是对公众的一个警示。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社会对于利用“卖惨”直播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持有零容忍态度。此外，这一案件也应成为直播行业的一个转折点，促使平台商加强内部管理，确保广大用户的利益不受侵害。

　　我们不能再任由主播“卖惨“逼着人们做一道道德选择题。直播带货乱象，该治治了。它不仅仅揭示了个别人的道德沦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数字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坚实和可靠的社会信任系统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学会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保持警觉和批判性思维，是适应这个快速变化世界的必要条件。（刘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