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醉驾”入刑门槛正当其时

　　全国两会前夕，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记者，他拟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建议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由现行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以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3月1日澎湃新闻）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伤结果的发生。然而，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罪”，“醉驾”是否处罚过重，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笔者认为，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的建议，并非开法治倒车，提高“醉驾”入刑门槛，不仅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也体现法治人性化，可谓正当其时。

　　据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危险驾驶罪成为“第一大罪”，就显得十分尴尬。一方面，在“醉驾”入刑案件中，尽管属于危险驾驶，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但大部分并没有引发安全事故，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仅因为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就被课以刑事处罚，有失公允；另一方面，庞大的“醉驾”入刑案件，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显然也得不偿失。

　　而“醉驾”入刑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部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犯罪人，情节较为轻微，却要同时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且因“前科报告制度”、对家属“前科牵连影响”的存在，对罪犯本人及其亲属在就业、生活等方面将造成较大的影响。一次“醉驾”被判刑，本人坐牢丢掉工作不说，其子女在参军、升学、考公务员等方面，或因政审不合格，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限制。可见，“醉驾”入刑的惩罚显得过重，既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与现代文明有些格格不入。因此，提高“醉驾”入刑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就显得很有必要。

　　根据建议，对无交通违法、未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将驾驶人员定罪入刑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由原来的80毫克/100毫升以上，提高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但对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无证驾驶、再犯、追逐竞驶、在高速公路驾车等驾驶人员，仍执行“醉驾”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同时，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放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缓刑的适用，并在办理“醉驾”案件中依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这样“宽严相济”的人性化做法，让一大部分无实际危害的“醉驾”者，能够免于刑事惩罚或实刑，不仅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兼顾法律和社会效果，避免“连坐”殃及家属。

　　笔者认为，法律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进步和法治文明提升，是时候提高“醉驾”入刑的门槛了。当然，广大驾驶人员也应当增强法治意识，为了自身和他的人交通安全，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酒后驾车。